“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山海經·海外北經》


1、初識

1979年底,中國檢察機關恢復重建第二年。他與我前后腳走進北京市某區人民檢察院。

那時,我們都是26、7歲的熱血青年。他比我大一歲。進檢察院之前,他曾在內蒙生產建設兵團插隊9年,回城后擔任小學教師,是檢察機關從教育口擇優錄用的干部;而我則是結束了11年軍旅生涯,“毛遂自薦”走進檢察機關的轉業軍人。

我與他都是在18歲那年分別在軍營和兵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還是我的發小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小珍告訴我的。有一天,她神神秘秘把我叫到一邊,略帶羞澀的對我說,咱們檢察院來了一個特精神(現稱為“帥”)特聰明的小伙子,他現在公安分局幫助工作,過兩天就回來了,你幫我打聽一下,他有沒有女朋友?

第一眼看見他,感覺很“五四青年”:小分頭,小立領外套,脖子上圍著一條淺色格子圍巾,身材適中,挺拔,長相嘛,跟一個叫達式常的電影演員有幾分相似,的確蠻精神的。但不知為什么,他對我似乎有某種天然的“敵意”。每當我以曾經的軍人自居,大談特談當兵的經歷時,他總會不屑地嘲諷我,你那是“和平兵”,沒啥了不起,一旦打起仗來,我們兵團才是第一線。

后來我發現,正是那段不尋常的插隊經歷,為他始終走在時代前沿的司法理念和法治理想奠定了堅固的基石。“我曾經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插隊9年,切膚之痛只有兩個字:秩序!”他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不久,我和他都被分到起訴科,都從書記員干起,還成了面對面的“同桌”。不知是不是骨子里都有戰勝對方的潛意識,我們經常為了案件的證據、定罪的依據等爭執不休,有時下班前不分勝負,第二天上班接著爭......但我不得不承認,“敗北”的總是我。
       幾年后,我和他相繼晉升助理檢察員和檢察員,開始獨立承辦案件。我們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訴,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維護公平和正義。我倆都有過開大庭的高光時刻。背后,同事們稱他“鐵嘴鋼牙”,說我“伶牙俐齒”。曾經,我們還都“有幸”被公安分局看守所的在押被告人冠以“四大惡人”的“威名”,只是,他排第三,我排第四。能讓犯罪分子聞風喪膽,當以此為榮。

 

2、領先

1983年“嚴打”開始了。

有一天突然聽說,他正在接受上級部門的“審查”。科長告訴我,上級復查“嚴打”案件時,發現我院“免于起訴”案件最多(免于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自己偵查終結的案件或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經審查認為被告人的行為雖已構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應當免除刑罰所做的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處理決定。1979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撤銷了免予起訴制度)。經查,幾乎所有免訴案件的承辦人都是他。

我們都為他捏了一把汗,生怕他會被扣上“打擊不力”的“右傾”帽子,時任檢察長也是眉頭緊鎖,可他卻胸有成竹的對檢察長說,我敢對自己辦的案子負責!最終的審查結果證明:他辦的案件均符合免訴條件,體現了檢察機關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僅沒被責罰,還受到上級的褒獎。檢察長拍著他的肩膀連聲夸贊,小伙子,干得不錯,真不錯!
       又過了幾年,喜歡舞文弄墨的我被調到辦公室任副職,他則進入成立不久的經濟檢察科(反貪局前身),先后任副科長和科長。相對于公訴部門,經濟檢察工作那時還處于初創階段,年辦案數基本在個位數上徘徊。自從他上任后,著力打造一支特別能戰斗的反貪隊伍,很快打開局面,年辦案數最高達到100多件,不僅辦案數量在全市檢察系統同行中名列前茅,還連續偵破了幾宗在本區和本市都很有影響的大案要案。

他的名字再一次被叫響。

因業績斐然,他很快被提升為主管反貪工作的副檢察長,他的政策理論水平、領導魄力、管理能力、業務水平尤其是司法理念等方面的優勢也越來越突出,很快成為我們這支年輕檢察官隊伍中的遙遙領先者。

最具說服力的有這樣一件事——
      大約在1998年年底至1999年上半年,我院經濟檢察科在偵破某基建公司的一起窩案時,發現涉案人員大多為企業的骨干力量——一線推銷員,可這些人全都是基建工程兵轉業,思想基礎較好,主觀惡性不大,只因經不起個體經營者的腐蝕拉攏而貪污或受賄。如果一舉將30多名涉案人全部提交法庭審判,無疑可以立大功;但如果將這批業務骨干一律追究刑事責任,整個企業的發展就要面臨癱瘓。
      身為副檢察長的他果斷提出“不能就案辦案,要以辦案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思路,與該企業紀委一起確立了“孤立打擊少數頑固分子,分化、瓦解中間分子,挽救大多數”的刑事政策,動員涉嫌犯罪人在限期內主動揭發檢舉、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幾天內,30余名涉案人紛紛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大多數情節較輕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人得到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從寬處理,不少人被免于起訴,還有的被判處緩刑后重新回到企業。他們感謝檢察機關的挽救和教育,發奮工作,戴罪立功,不僅沒有給企業各項工作造成負面影響,反而使企業一躍成為基建行業的排頭兵。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做法并非完全沒有風險。
       時任研究室主任的我專門就此對他進行了專訪并撰寫了一份《工作簡報》。區委書記在這份簡報上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他創造的辦案經驗,并轉發全區號召向檢察院學習。最具傳奇色彩的是,他的此舉無形中竟為不久后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的極具影響力的《“8.15”通告》起到先行示范作用。
      198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指出,要“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經濟犯罪,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并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有關司法解釋,給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違法犯罪分子悔過自新的機會。根據中央要求,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發布了《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告》。“兩高”《通告》發布后,舉報線索大量增加,違法犯罪分子紛紛投案自首,迅速在全國掀起了反貪污賄賂的高潮。據統計,在貫徹《通告》期間,全國檢察機關收到舉報貪污、賄賂的線索133765件,受理投案自首的貪污、賄賂犯罪分子25544人,加上其他經濟犯罪分子,共達36171人,追繳的貪污、賄賂贓款有2.09億元。在自首人員中,縣處級干部742人,司局級干部40人,副省級、副部級干部各1人。如果進行一下數字對比,更能看出“兩高”《通告》的顯著效果:1989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58926件,比上一年增加1.8倍,其中大案13057件,比上一年增加3.4倍;要案875人,比上一年增加3.5倍。(引自2012-01-04《檢察日報》作者:王彥釗)

 他不同凡響的政策水平和遠見卓識由此可見一斑。
 

3、丹柯的故事

 也許因了那份“工作簡報”的影響力效應,他開始重視調研工作。之后,只要反貪局組織培訓,他都會要求研究室派員參加。我也開始把調研重心更多的轉移到反貪局,為反貪局撰寫了不少大要案偵破經驗(這也成為我退休后決意拍攝反貪題材電視劇《守望正義》的初衷和動因)。

我們之間的配合越來越默契。

某日聊天,他突然問我,你說,人這輩子最不能缺的是什么?我一時沒有回答上來。他帶著一種憧憬的表情說:“夢,一個人活著不能沒有夢!”我想了想,很認同地點點頭。接著,他又問我,你看過《丹柯的故事》嗎?高爾基寫的。面帶愧色,我搖了搖頭。

于是,他給我講了丹柯的故事(他的口才超好,講話從來不用稿子。可惜我的記憶力不好,只能憑借記憶和網上找到的素材,盡可能恢復他的講述):
      古時候,大地上住著一個族群的人,和諧相處。忽有一日,外族入侵,把這群人趕到了密林深處。在那里,看不到太陽,盡是泥沼和黑暗,惡臭沖天,人們接二連三地死去。這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屈服于外族人,毫無希望地后退,性命不保;另一個是,全族人一起穿越林子,奔向草原,獲得自由。然而,很多人都被外族人的淫威和密林深處的泥沼惡臭嚇壞了,他們心生恐懼,不敢選擇逃離。
      這時,丹柯出現了。他說,“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得不到任何結果。為什么我們要把我們的氣力浪費在悲傷上呢?起來,我們走到林子外面去!”他的勇氣和膽識鼓舞了很多人,大家開始跟著他穿越森林。可是,這是一條艱苦的路,每走一步,泥沼就像張開嘴一樣要把人們吞噬進去,樹木也像一座牢固的墻壁阻擋住他們的去路。
       他們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草原。于是很多人開始埋怨丹柯,說他是個年輕而沒有經驗的人,正把他們帶向死亡,很多人開始打退堂鼓。這時,丹柯用雙手撕開自己的胸膛,挖出自己的心,把它高高舉在頭頂。那顆心像太陽一樣明亮地燃燒著,人們大驚失色,瞬間變得像石頭一樣。后來,大家跟著丹柯,終于走出密林,獲得了自由。

當人們在草原上為自由歡呼雀躍時,有人發現丹柯死了,在他尸首的旁邊,他的那顆心還在燃燒,于是,他默默走過去,把那顆驕傲的心踩熄了……
       30多年過去了,時光荏苒,青春不再,很多事情我都忘記了,唯獨這個故事始終縈繞在記憶中揮之不去。我一直清晰記得他當時的眼神,堅毅而略帶悲傷。現在回想起來,他給我講這個故事,其實是在表明他會為他所執著追求的職業理想戰斗到底。

莫要說和平時期就沒有殘酷的較量,因為他辦的多是大案要案,“得罪”了不少人,曾有人試圖從幼兒園把他的女兒帶走(涉嫌綁架)......好在他有先見之明,早早提醒老師,除了他和孩子母親,任何人都不能把孩子領走。

當我得知此事后很是為他擔憂,他卻笑話我膽子太小。

剖出自己的心做火炬,引領人們奔向光明,哪怕犧牲個人性命也在所不惜,這不正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的堅定信仰,這不正是司法工作者應有的職業精神,這不正契合了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倡的“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崇高境界。  

有人把優秀官員定位為廉潔奉公,這固然沒有錯,但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官員從政的底線;倘若連這個底線都守不住,“回家賣白薯”的資格也不配有。真正稱職的共產黨官員,當成為時代精神的感召者,追逐理想的引領者,歷史使命和重任的擔綱者。

 

4、夢想照進現實

1994年初,他不負眾望,升任我們檢察院的黨組書記、檢察長;次年,經他推薦,我也通過了組織部門的考察和群眾測評,走上了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的崗位,從此我成了他的副手,開啟了人生中最具成就感的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以一流人才創一流工作”的總思路,要求全院干警牢固樹立“忠誠、卓越、文明、高效”的檢察精神和“人爭有為、事創一流”的工作態度,先后在我院推行了“三項改革和四項工程”,即:人事管理制度、辦案管理制度和獎金分配制度的改革;黨建工程、觀念工程、素質工程和凝聚力工程。繼而又提出“走精兵路,辦精品案”的要求,為我院爭先創優確立了方向、目標和路徑。
        在令人矚目的檢察改革中,最具標志性的有:1、學者掛職機制;2、專家咨詢委員會制度;3、主訴檢察官辦案責任制;4、工作目標量化管理制度;5、創立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6、高學歷人才兼職高校副教授制度等,其中的一些改革得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認可,并在全國檢察機關推廣。

 曾有記者采訪他,問其推行“學者掛職、專家咨詢委員會”等檢察改革的初衷,他講了這樣一件事:1983年“嚴打”之時,幾個老公安到檢察院辦案,他們對年輕的他說:小伙子,知道什么叫“嚴打”嗎?“嚴打”就是土改!當時,大批軍隊干部被抽調到法院擔任法官,很多人的思維和那幾個老公安一樣,只有好人壞人之分,只有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之分。“這樣的機械執法,實際上對社會和諧、平衡、穩定也有相當的負面影響”,他說,“而學者的好處是,長期處于法學前沿,能夠接觸最新的法學思想,理念比較先進。”由此可見,他的改革設想并非出于一時的心血來潮,的確是對中國法治現狀深思熟慮后的科學抉擇。
       伴隨著一系列改革舉措陸續出臺,我們檢察院的隊伍建設、業務建設、科技建設和后勤建設全面迅速邁上新臺階,很快躋身全國模范檢察院和“十佳檢察院”行列,通過精心培養和錘煉,涌現出一批精英人才,他們陸續走上最高檢、最高法、市檢、市高法以及市工商局、團市委、區政法委等領導崗位,在全國“十佳公訴人”的評比中,我們檢察院連續四屆榜上有名,被業內人士稱之為“海檢現象”。
       1998年至2012年,他又走上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和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長的領導崗位,其法治理想和改革精神有了更大的施展平臺,他相繼推出的一系列新的改革舉措,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他終于夢想成真。

 

5、《逐日》誕生
       如今,他退休了,德高功彰的他并沒有解甲歸田,還在繼續行善舉,做好事,關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長。作為他的同事和部下,在繼續為他喝彩的同時,也為他沒有給自己“立言”而深感遺憾。
        在他62歲生日前夕,我和他的一群“鐵粉”決定為他出一本書,作為贈送他的生日禮物。書名為《逐日》,收錄了他擔任區檢察院檢察長、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和一分院檢察長三個重要時期的主要言論、報告、改革理論和實踐建樹,為他執著追求法治理想的奮斗歷程留下了值得珍藏的印記。

鑒于他歷來反對高調宣傳自己,因此,編纂此書時,我們既沒有提前告知他本人,也沒有將此書公開出版推向市場,而只是作為內部資料集結成冊。囿于時間緊且“秘密進行”,難免搜集中有所疏漏,只能祈望他的諒解。

感謝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欣然為此書作序,感謝王兆峰博士主動請纓為本書題跋,感謝李衛國、董長青、張際楓、孫玲玲、曲力慧、候曉焱、劉中發、楊春萍、鄭建軍、王秀榮為本書踴躍提供資料和照片,感謝中國檢察出版社張紅梅主任的鼎力支持,保證本書如期付梓,也完成了大家的一個心愿。

記得他出任檢察長后,曾為本院會議室訂制了一幅“夸父逐日”浮雕的背景墻。他說,他是“最后一代理想主義者”。他經常告誡干警,要以“夸父逐日”的精神追求法治理想的實現。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夸父逐日”不就是“向(項)明”嗎?他笑了笑,轉身離開。

是的,他的名字叫項明。在他身上,既有夸父逐日的執著,也有丹柯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共產黨人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努力的堅強意志,他以30多年的檢察生涯完成了對內心夢想的追逐,成功詮釋了共產黨員應有的精神品質。

我為身邊有這樣優秀的中共黨員而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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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左三為項明,左一系作者)


【注:以上大部分內容已作為“后記”收入《逐日》一書】
    

2014年2 月4日完成初稿,2020年7月1日凌晨修訂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