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經常閱讀顧保孜的紅色作品,從而欽佩她的才華、贊美她的品德,喜歡她的擔當,我由她的忠實粉絲變為她的鐵桿朋友。她不僅是我的良師也是我的益友,我們一起“小女人”般地逛街購衣,一起到祖國各地游山玩水,一起不顧信誓旦旦的“減肥”宣言而胡吃海塞......當然,在這些“親密關系”的背后,是我們有著共同的光榮職業——軍人,有著我們共同的偉大愛好——寫作。

  我比顧保孜小一歲,我喜歡叫她“保孜姐”,豎起指頭數一數,這一叫也有十多年了。她的經歷傳奇而豐富,我們所有的遇見與過往,都激發我想寫她的沖動,可真拿起筆又不知從哪里下筆。想來想去就從她紅色題材作品說起吧。

  一提起顧保孜的名字,讀者自然會想起她有一個特殊的稱謂——“紅墻女作家。”這個稱謂,既體現了對她所撰寫的領袖作品有“愛屋及烏”的喜愛,也是對她還原領袖們的真實形象、再現當年風云歲月的肯定和褒獎。同時,她也是一位深受部隊基層官兵喜愛的軍旅作家。


        一、通往“紅墻”的路并非一帆風順

  顧保孜寫領袖題材源于1990年的春天,她所在單位揚州文聯派她到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在京期間她去看望一位親戚,曾經為毛澤東、周恩來拍攝新聞照片的專職攝影記者杜修賢。他可是大名鼎鼎,幾乎達到天下無人不識君的程度。他鏡頭中的領袖照片在六七十年代每天都會出現在黨報的頭版頭條,可以說,如今六十歲向上的人了,都是看著杜老照片長大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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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新書簽售活動都是火爆場面)

  杜老從1960年到1976年,整整十六年在領袖身邊從事攝影,除新華社保存他大量圖片外,自己手里也有不少珍貴的領袖照片,還有多年來積累的文字史料。杜老希望找一位可靠的有文字功底的人幫助他整理出書。正當他為自己一屋子領袖照片資料發愁的時候,一個文學青年翩然而至……俗話說的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杜老以為他為領袖拍攝的精彩瞬間會打動這個年輕人的心,哪知他提出請顧保孜幫助整理自己資料時,卻被顧保孜想都不想,一口回絕了。

       當時三十出頭的顧保孜和所有年輕作家一樣,所懷夢想是寫中篇、長篇小說而不是報告文學。她覺得自己是個離政治比較遠的人,缺少敏感和把握能力,對政治性的紀實作品抱有“敬而遠之”的態度。

       但杜老沒有放棄,當他第二次找到顧保孜時,為了喚醒這位文藝女青年的政治熱情,他拿出了一些從未面世也很少對人展示的珍貴照片,包括毛澤東晚年重病階段的圖片。面對這些瞬間,顧保孜被深深的震撼了!在她的視覺里,毛澤東主席一直是神采奕奕、容光煥發,即使晚年的照片也是很慈祥的,怎么偉大領袖竟然也會有這樣的老態、令人心痛的病容?那一刻,戴著光環的領袖被還原成了普通的老人、病人,作家特有的悲天憫人情懷被深深的觸動了。

  顧保孜意識到,原來政治并不是我們在教科書里看到的那么簡單、枯燥,里面有許多鮮為人知更深層次的人性需要有人去探究。所有的小說不就是在探究描寫人的命運,挖掘人性的本質嗎?偉人也是人啊,他們也有生老病死,也有力不從心回天無力的一刻。那么偉人偉在哪里?這可能成為顧保孜最為好奇和感興趣的地方。

  于是她答應了杜老的請求,決定嘗試著走近讓她一向陌生的“政治”人物。

 

  幾箱零亂的資料被搬回揚州的家,要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分類、整理。顧保孜說,做這項繁瑣的工作真是得益于她在揚州檔案館工作的經歷,使她對整理和研讀檔案資料輕車熟路。她首先按年代、事件、人物進行分類,共分了十幾類。然后按照檔案的重要程度,先讀重點檔案,再讀非重點檔案。熟悉掌握占有第一手資料后,她看到了許多與以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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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杜修賢擔任了周恩來的專職攝影記者) 

    怎么寫,是如實地再現還是文學地描述?顧保孜糾結了很長一段時間。揚長避短,顧保孜最后決定,自己對政治把握不準,還是用擅長的文學手法入筆。但筆耕幾個月出來的作品,卻被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毫不留情地“槍斃”。用小說手法寫政治怎么行?小說具有虛構功能,即使你寫的是真事,但文學性過強,容易讓這段厚重的歷史展現在書上時變得輕飄,也容易真假難辨,造成歷史混淆。所以領袖題材的作品還是應該用紀實手法再現。但紀實的寫法以前沒有實踐過,究竟怎么寫啊?顧保孜一籌莫展。

  出版社領導擲地有聲給出了六個字:真實、客觀、凝重。

  挫折讓顧保孜反思。她重新梳理資料,閱讀國內外紀實文學作品,再次踏上采訪之旅,一個兩個……直到將毛主席周恩里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被她“打擾”了個遍,她才坐到書桌前開始重新創作。以前那一稿幾乎不留一字,又用了兩月時間寫出新的一稿,稿件再到出版社,從責任編輯到社領導幾乎一致審閱通過,從一字不留到一字不動,期間甘苦冷暖只有執筆人自知了。

     1991年,對于顧保孜來說,是一個不平凡的重要日子,她的第一部領袖題材的作品《紅墻里的瞬間》,終于與讀者見面了,在當年圖書訂貨會上一炮打響,她還和出版社簽訂了北京地區第一份圖書出版的版稅合同。首部作品大獲成功,對顧保孜以后繼續走紅色作品這條路是個極大的鼓勵,也讓她充滿信心。

  處女作大獲成功那年她才三十五歲,她怕自己沒名氣,又年輕,又是女性,會影響作品的厚重與讀者的信賴,她給自己罩上一層神秘面紗,在作者簡介中沒有說性別沒有放照片。沒想到她這一神秘,鬧出了不少笑話,讀者來信時總將她當作男性,而且是老年男性,總以“顧老先生”稱之,甚至參加筆會被當作男性安排食宿……

  1995年初,顧保孜也因寫紅色作品獲獎頗多,在圈內小有名氣,被當時的二炮政治部特招入伍,成為一名軍旅作家。


  二、“獲得成功不等于收獲成熟”

      顧保孜從1990年接觸紅色題材走到今天,已經快三十年了。歲月在走,顧保孜寫作品腳步也在走,幾乎都是在領袖題材、革命歷史、英烈人物等主旋律的道路上行走。她以一年一部作品的高速前進著,30年30部紅色作品(包括影視作品)。前前后后獲得了二十五項圖書與影視作品的全國重要獎項。

  在她的筆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個個領袖形象有血有肉,鮮活,真實、客觀、凝重。不僅高高豎立起偉人們的政治形象,令讀者們景仰;更可貴的是,她的作品中,每個人物都鮮活、立體,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還原了偉人的平凡,讓他們走下神壇,成為我們身邊可親可敬可愛的父兄,普通人,使讀者更加熱愛、敬仰人民的領袖。她創作的領袖題材作品不僅為國內讀者所熟悉和喜愛,也深受海外讀者的歡迎。

  1998年創作的描寫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生活與命運的《紅鏡頭》出版發行,將顧保孜的領袖紀實創作推向寫作生涯新的高峰。說起當時的情景,顧保孜至今還有些激動。她用“書不落地”,形容當時《紅鏡頭》售賣的火爆景象。當時的情景是,新華書店的車第一時間等在印刷廠門口,書一出來就裝車直接進書店,那時北京大小的書店門口都有個牌子,寫著“《紅鏡頭》到貨”或者“《紅鏡頭》缺貨,請登記”。

  由此,我們大家調侃道:“顧保孜”的名字就是品牌啊,值錢呢!

  面對她那么多作品與獎品以及來自各方的褒獎,我們以為那就是成功的象征。可有一天,我們一起吃飯,她卻對我說,獲得成功不等于收獲成熟。一開始我并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嘻嘻哈哈就過去了,直到2010年,也是我們軍人最重要的節日“八一”建軍節那天,她的又一部力作《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在北京召開發布會。我參加活動回來,打開她的新書,全文都是描寫毛主席晚年歲月的事情,配的圖片也是晚年的照片。我心里一顫,一下子就感受到,一個人只有在生命盡頭才會體會生命里有多少無法承重的苦與痛,偉人也不例外。此時顧保孜已邁入知天命的年紀,她當年對我說的那句話豁然入耳,原來她對以前成功的作品并不滿意,她希望用自己生命的積累與體驗來完成更成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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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2010年8月1日建軍節那天,顧保孜的《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在北京首發舉行了簽售活動。)

  《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這作品寫出了偉人與老人病人共存的關系,寫出了一個有思想、有使命感作家的獨特見地,寫出了偉人褪去光環又不失偉大的人格魅力。不用多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獨具慧眼相中的作者果然不負眾望,為他們帶來了數目巨大的印量與不同凡響的社會反響。

  名利雙收的出版社再接再厲與顧保孜又簽下一本書名為《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的書,寫文革期間的毛澤東。這本書的寫作過程與內容一樣十分艱難,先是保孜的不到六十歲的大哥患病離世,悲傷情緒下無法寫作,等來感覺可以寫了又不要命地寫,身體累病了,被迫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就這樣斷斷續續寫了三年才算封筆。有付出就有回報,這本書也是近幾年來唯一通過正式審批出版反映文革內容的圖書。可見顧保孜的成熟,還不完全在對偉人的人性把握,還在于政治領域把握的成熟。歷史作品必須公正客觀地再現真實情況,而不是為讓誰滿意而選取歷史章節。我作為旁觀者的角度看顧保孜的作品,她的成功在于對題材的選取,她的成熟在于對內容的把握,所以她的作品無一例外即被官方認可又被百姓喜歡。

  顧保孜這一系列紅色作品的暢銷其實也揭示了主旋律完全可以大眾化的,也說明政治成熟的高度也預示著作品品質的高度。

  成功的作家未必成熟,但成熟的作家一定成功!顧保孜難能可貴的政治成熟使得她不斷走向成功!

  2016年出版《周恩來最后600天》是顧保孜傾其所有心血,腹稿孕育二十年的作品。當記者采訪她問:寫這本書用了多長時間?顧保孜回答二十年,這個回答把所有在場記者震著了,什么鴻篇巨作居然要用二十年?

  顧保孜面對記者驚詫的目光,真實的講出了這二十年里為杜老整理資料的心歷路程。周恩來這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形象如何在這位女作家心里一點一點地發生著變化—-由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到目光犀利、性情溫和再到委屈求全、鞠躬盡瘁直到病魔纏身、不留墓碑……隨著顧保孜完成了毛澤東晚年歲月的圖書后,在肚子里腹稿醞釀了二十年的周恩來形象也呼之欲出了,于是在2013年底她開始動筆,當時窗外雪花漫天飛舞,顧保孜就感覺到這可能就是一種預示,預示著悲涼中飛舞著潔白的英靈,可能是一場痛及靈魂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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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購書的讀者)

  顧保孜是一位性格堅毅,充滿歷史責任感的作家,懷著對周恩來總理深深的熱愛和歷史擔當,她想,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開筆,在難寫也要寫下去,一定要將自己心底的周恩來寫出來。她太投入了,寫作中有無數次因悲痛無法繼續寫下去的情況,用顧保孜自己的話說,寫這本書我至少要折壽十年,猶如一場心靈哭泣的苦行僧之旅啊。保孜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因為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同樣難以抑制懷念之情,我自己就幾次掩書慟哭。

  當然,她的眼淚沒有白流,壽命沒有白折,這本書帶給了全國讀者最好的精神食糧,為當今怎樣為官之道、為民服務,如何天下為公,鞠躬盡瘁,做到無私忘我、奉獻全部等一系列共產黨人的革命命題都給出了最好的回答。

  我是顧保孜家的常客,每當我站在她家占據整面墻的書柜前,望著她的那些著作與獎杯,我就在想,有多少人知道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克服了多少困難?有多少人了解一部作品誕生的艱難過程呢?


  三、巧妙且靠譜的寫作技巧贏得讀者的心

      因為我喜歡保孜這個人自然也喜歡她的作品,看見她的作品出一部暢銷一部,有時也覺得不可思議。如果我去買保孜姐一本書那是因為我認識她,喜歡她,這里有個人情感的元素。可那些素不相識的讀者要真金白銀掏腰包買她價格不菲的書,那必須是物有所值才行啊。后來我看顧保孜的作品多了,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奧秘了。

  顧保孜的作品之所以擁有大量讀者,源于作品有可讀性。

  顧保孜非常注重作品的文學性,這可能跟她年輕時喜歡寫小說有關。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會將紀實性和文學性結合起來。她說:用文學性語言表達一件事,顯然比用史學語言表達會生動、優美。人都是崇尚美感和輕松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打動人,就在于文學語言的優美和對事件描述的生動,讓你能夠接受書中所描繪的那種狀態。如果直愣愣地寫某年某月某日召開什么會,那些不了解這段歷史的讀者怎么會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如果作品不能打動讀者,那么你所描述的這段歷史就不會在他心目中產生印象,更不可能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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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顧保孜前往長江抗洪第一線采訪)

  為做到感人真實,顧保孜在采訪過程中,就很注重捕捉體現人物狀態的歷史細節。比如,毛澤東晚年身體不好,又有那么多文件需要閱覽,他究竟是怎么看文件的。工作人員曾告訴顧保孜,毛澤東不太愿意讓工作人員讀文件,就用放大鏡看,但放大鏡握柄是琺瑯的,挺重,所以看一會,就要放下休息休息。他從來不戴老花鏡,多合適的都不戴,不愿意臉上架這么個東西。這些細節是顧保孜在采訪中得到的,她認為這個細節與毛澤東無拘無束的性格完全吻合,便寫進書中,事后有的讀者以為是她想象的,寫信提出質疑,顧保孜都會詳細解釋這個采訪過程。因為有海量的采訪墊底,讓顧保孜的作品經得起追問和推敲。她覺得,這樣寫不僅是對讀者負責,更是對這段歷史負責。

  寫了那么多年領袖題材的作品,顧保孜至今堅守用文學性語言表達真實歷史事件,她認為這是討巧且靠譜的寫作方法。

  顧保孜還有一個重要體會就是“作文要先做人”,要對采訪對象尊重、懷著敬畏之心。她是一個堅守傳統的人,固執地認為只有做人做到位,才能寫出好的作品。在采訪過程中,采訪對象可能會講出許多鮮為人知的隱私和秘密,如果為了吸引眼球,寫出來一定會有轟動效果,但她從來沒有這樣做。

  “我不是抱著揭密的心態去寫作,一部作品的深刻不一定來自揭秘,對一個領袖的研究也不能依靠揭秘。所以我對采訪對象的允諾一輩子都不會打破,即使他們已經去世了,我也不會公布出來他們不愿意公布的東西。而且作品寫完之后,我都會在第一時間送給有關采訪對象,請他們提意見,幫助把關。相互之間的這種尊重,讓我這么多年來采訪那么多人,都能夠得到信任,這確實很難得,也讓我欣慰。我的作品雖然用文學手法創作,但對歷史沒有歪曲和編造,這一點黨史專家們非常認同。”顧保孜如是說。

  可能讓大家熟悉的不僅僅是顧保孜的圖書系列,還有她的影視作品,這也是顧保孜的強項。當然紅色影視題材依然是她強項中的強項。她從2000年開始寫作的劇本,進入電影院線的有《相伴永遠》《風起云涌》《我是老兵》等故事片,在央視一套與六套黃金時間播出的影視劇有《真情牽掛》《羅榮桓》《彭雪楓》《阿丕書記》等。


     四書荒時代埋下的作家夢

       從顧保孜的成長經歷看,如果說涉足領袖題材純屬機緣巧合,那么成為作家似乎有點理所當然了。

  第一次見面,我對“保孜”這個名字,就很好奇,一定有特殊的意義。果真,她的父輩當初給她起這個名字,就是有紀念意義。“保”是族譜的排序,而取“孜”是因為她出生時,父親正在西藏的江孜工作,且“孜”在藏語里有“英雄頂峰”的意思。冥冥之中這個名字卻正應和了顧保孜多年來的創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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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保孜和女兒)

  因為顧保孜的父親1956年從富饒美麗的江蘇家鄉援藏去西藏工作,后來又在陜西工作過,這就讓顧保孜的青少年時期與眾不同,有得天獨厚的經歷。她在西藏、陜西和故鄉江蘇之間穿行,養成了她南北“通吃”的“寬食道”,也將南方人的內心細膩與北方人的豪爽性格融合為自己獨特的“寬心胸”。如果聽她講她小時候故事,大都是和地域文化有關的。她從小在高等院校里長大,身邊的叔叔阿姨大都是知識分子。9歲那年,正值“文革”期間,她所在的院校圖書館遭到破壞,那么多的書都用板車拉到廢品收購站,看著讓人心疼。當時還上小學的顧保孜幸運地撿到幾本遺失的書,竟然是《苦菜花》《家》《春》《秋》等經典小說,她大喜過望,廢寢忘食地看。在當時環境下,閱讀這些被視為違禁的作品是很危險的,為了掩人耳目,她就把《毛澤東選集》的紅塑料封皮取下,套在這些小說外邊,繼續在課堂里堂而皇之地閱讀,這些書籍成為顧保孜童年的文學啟蒙,埋下了她當作家的夢想。

  1971年,年僅14歲的顧保孜來到西藏的麥克馬洪線,在國境線的米林縣委做了一名機要員,小小年紀便肩負著國家最高機密的通訊任務,與年紀不相符的責任與紀律讓她早熟,讓她快速成長,讓她與成年人一起比肩,一起前行。盡管這個“小大人”遠離父母,生活艱苦且精神寂寞,但她孩童時代的作家夢想依然在延續,看書寫作成了她對付寂寞與艱苦的最好良藥,實在沒書看,就“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幾歲小孩子其實根本看不懂這些深奧的哲學道理,但她逼著自己死啃,她說,那時心里就一個想法,總比閑著強,拿著字典看,就算多識幾個字吧。也是她這種閱讀態度與習慣,使得她一輩子視書如命,沒啥都不能沒書啊。如今只要走進她的家,肯定會拋出一個大驚嘆號,呀,你家書太多啦——

  一個喜歡閱讀的人且懷揣作家夢想的人,必然會有“黃金屋”時代。她開玩笑說,閱讀帶給我知識,那是進口,寫作帶給我滿足,那是出口,進出平衡,才不會知識積壓,才不會感情浪費。我認為顧保孜的閱讀與寫作其實就是天堂與地獄之間的行走,在天堂里閱讀,在地獄里寫作,只有進行這樣的精神磨礪,人生才有可能完美。

  顧保孜做到了!


  五、讓自己踏實就必須去獲得第一手資料

  顧保孜有一句名言:我的這些作品與其說是用手敲出來的,不如說是用“腳”走出來的。

  為了作品真實可信,顧保孜總是要實地走訪,要查閱檔案資料。其實她完全可以從其他作品中找到別人對這段歷史的描寫,可是她覺得要對歷史負責,那樣做心虛,只有自己親自走訪,獲得第一手資料,寫起來心里才有底,才踏實。

  她的創作領域是紀實題材,從出版的圖書到拍攝的影視劇本,都離不開寫革命歷史與領袖人物,最重要的是真實。在漫長的30年里,她一直在黨史軍史中采訪、循跡、挖掘與研究。從打開塵封的歲月亮出歷史絢麗的色彩,到一部部關乎革命歷史,關乎人物命運的作品面世,她要走很多路,訪很多人,熬很多夜……時間一久,殃及身體,頸椎壞了,腰壞了……可她還開心地說,手是好的呀,腳還能走啊!

  顧保孜編劇的《彭雪楓》獲的飛天獎_副本.jpg人們不是常說,經歷是最好的財富嗎?這個“財富”在顧保孜身上最能體現。她很小就遠離父母遠離家庭,參加工作,后又在保密性很強的單位工作,寂寞孤獨,獨當一面,就是工作常態。所以她獨立性很強,從不依賴任何人。創作早期,杜老引見相關人員之后,就讓她背著雙肩背,拿著錄音機,坐著公交車自己去“闖江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汗、不怕被人拒絕、更不怕自己孤軍奮戰,這一切都源于她自己獨特的經歷與練就的膽量。

  1995年,她寫一部關于新四軍的書,專門回揚州檔案館查資料,那些材料有些還是她當年征集、整理的。然后又到皖南事變的原址、鹽城新軍部等地采訪收集資料,愣是將對新四軍歷史了解為零的空腦袋武裝成了一部新四軍重建軍部的活歷史,很快就寫出了一部新四軍重建軍部那段金戈鐵馬、蕩氣回腸的紀實文學——《鐵血N4A》。

     (顧保孜編劇的《彭雪楓》獲飛天獎)

  2005年為寫電視劇《彭雪楓》,她從河南一路走下去,凡是跟彭雪楓有關的地方都走到,采訪當年的親歷者,與當地黨史部門座談。

  顧保孜雖然寫了30多年,現在年齡大了身體也不好,但只要寫新題材仍然要去做采訪、查檔案,程序一點兒都不能省略。最近她寫一部作品,五次去湖北,兩次去上海,在北京也采訪了很多人。她覺得,這樣出來的作品厚實,自己心里也踏實。

  寫紀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因為功夫都在寫書外,需要做大量的查證資料和采訪工作。然而歷史留下的足印,我們即使付出畢生的精力去審視去研究去追尋也無法窮盡的。

  “軍人肩上扛著山 ”,這份社會責任,讓她在進行歷史題材紀實創作時,一直秉持嚴謹適度的創作態度。粗略統計,這些年,保孜采訪的有名有姓的有關人員近三百人之多,由不需要采訪在家“閉門造車”的小說創作到采訪無數人才可以坐到書桌前寫文章,由“一人不閱”到“閱人無數”。大家看到她的許多作品都是經過了大量采訪,大量閱讀獲得第一手資料后產生出來的作品。


     99428540620562926_副本.jpg(作者和顧保孜在銀河悅讀網的征文頒獎會上)

  有時候我們聊天,我老是勸她,年紀大了別寫紅色題材啦,太累,換輕松娛樂的寫一寫得啦。可她說,我當年寫領袖題材是“趕鴨子上架”,很不容易,但要我“鴨子下架”,好像也不容易哎。

  想想也是的,一輩子呆在架子上,看慣了遠方,寫慣了詩,怎可能只讓她看腳面畫圈圈呢?如果她真不寫了,那對歷史、對讀者可是個不小的損失啊。所以,祝福保孜姐體健筆豐,為讀者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

  保孜姐,且行且珍重,你安好,紅色文學便是晴天!


  


顧保孜藝術成果簡歷:

  顧保孜,江蘇興化人。1957年2月出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現為火箭軍政治工作部電視藝術中心,一級編劇,一級作家。

  著有圖書《紅墻里的瞬間》、《樣板戲出臺內幕》、《鐵血N4A》、《納粹集中營的中國女孩》、《我的父親朱德》、《紅鏡頭》、《中南海人物春秋》、《偉人凡影》、《超越血緣之愛》、《知情者說》、《跨出中南海》、《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毛澤東政治神州有事時》《周恩來最后600天》等紀實文學著作。 

  編劇的電視劇有《羅榮桓元帥》、《彭雪楓》、《阿

丕書記》、《義工》,《紅色報人》。電影劇本有《相伴永遠》、《真情牽掛》、《風起云涌——陳云》、《金蟬脫殼》、《楊業功》、《走進被遺忘的王國》,《我是老兵》

  文學作品獲得全國優秀暢銷圖書獎、全國圖書金鑰匙獎、當代軍人最喜愛圖書一等獎、“五個一”圖書工程獎、中國圖書獎、解放軍圖書獎。榮立個人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編劇的電視劇與電影多次榮獲全軍電視劇“金星獎”、中國電視“金鷹獎”、全國電視劇“飛天獎”、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編劇獎。